“能源革命”這一概念，包含能源消費革命、能源供給革命、能源技術革命、能源體制革命。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曾進一步提出：“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，構建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”。
“能源革命旨”在推動中國從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，構建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，應對全球氣候危機，保護生態環境，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，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。
世界多國已經通過立法明確了能源轉型時間表和路線圖，2016年全球多國簽署的《巴黎協定》，主要目標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。
《巴黎協定》之后，英國立法設定了到2050年實現碳排放凈值為零的目標;法國通過立法推動可再生能源開發和利用;德國也正式立法宣布到2038年“退煤”。
2009年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，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例達到15%，事實上非化石能源占比在2019年底就達到15.3%，未來“能源革命”這一重大長期戰略更需要通過總體目標、時間表和路線圖，在《能源法》固化落地。
今年4月10日，國家能源局發布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(征求意見稿)》，該法律的出臺，是為了規范能源開發利用和監督管理，保障能源安全，優化能源結構，提高能源效率，促進能源高質量發展。
張雷認為，《能源法》的制定將為“能源革命”戰略思想落地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。“從保障能源安全、順應全球能源低碳清潔化發展趨勢、推動我國能源結構轉型高質量發展的角度，以法律形式把我國能源革命的基本方針和戰略規劃展現出來。”他說。
也是因此，作為“能源革命”戰略思想的法治保障，《能源法》需要為“能源革命”設定總體目標、時間表和路線圖。
“歷來對于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國計民生的全局性、戰略性問題，相關部門都通過設定明確的總體規劃目標、時間表和路線圖來確保落地執行。”張雷說。
他建議，《能源法》首先要為“能源革命”所展望的“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”設定總體目標和時間表，尤其要設定碳排放凈值為零的長遠目標。
“能源基礎設施投資巨大，折舊期通常數十年，如果不提前數十年明確碳排放凈值為零的時間點，就不能有效約束化石能源資產的投資，進而造成未來大量新增能源資產的擱淺，同時也將擠占綠色能源的發展空間。”他說。
其次，《能源法》要為可再生能源設定長期目標和路線圖，目前的征求意見稿中，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優先發展的國家戰略，但需要進一步明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持續提升的比重、絕對數量和時間表。
第三，借助《能源法》的引領，培育全球領先的十萬億級的智慧綠色能源戰略產業，“中國若能越早向零碳堅定轉型，將能越早在全球綠色產業中占據引領位置。”張雷說，“快速進步的技術將使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領先，不僅能降低經濟的運行成本和環境成本，而且可以幫助中國引領產業變革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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